[六四事件] 1964年:法國與美國在台灣議題上斗法
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已經落幕，五環會徽映襯下的盧浮宮、巴黎榮軍院(Invalides)、艾菲爾鐵塔和凡爾賽宮，也只剩下回憶。 做為一名外交史學者，我的思緒自然轉向法國! 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世界事務的奧林帕斯級泰斗、“外交”(diplomacy)運作藝術的締造者—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和塔列朗親王(Prince Talleyrand)。 然而，在六十年前的一九六四年，“中國隊”在一場針對台灣議題的外交博弈中，以“即興式談判”(free-style negotiations)的高明手腕，讓“法國隊”苦吞敗仗。 巴黎此後面對北京再也抬不起頭來。
平心而論，在1963年至64年的歐洲，法國正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 她已經被逐出她在亞洲的領地。 就在美國和蘇聯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之際，法國進行第一次核武器試驗。 法國加入共產中國的行列，拒絕加入該條約，試圖從北京的懷抱中尋求慰藉。 法國認為自己被美國邊緣化。 法國(事實上是她的總統戴高樂將軍)把向中國靠攏，視為提升其全球影響力的杠杆。 由於在韓戰結束十年後，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死對頭，讓北京對戴高樂更具吸引力。
1963年底 戴高樂特使赴中見周恩來
一九六三年十月，戴高樂派遣私人特使富爾(Edgar Faure)前往中國，就法中關系正常化事宜，探詢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態度。 富爾告訴周恩來，“就法國而言，與台灣斷絕一切關系有所困難，因為台灣島上有一個事實存在的政府。” 富爾還說，“戴高樂將軍銘記於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蔣介石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他不希望突然斷絕與台灣的關系。” 由於戴高樂看似猶豫不決，富爾建議法中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步，可以從成立官方貿易辦事處開始。 “如果我們馬上就采取行動，台灣可能會率先與法國斷絕關系，這是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 不過，富爾問道，或許法國“可以在台灣保留一個人駐守”，做為“降低地位的象征”?
周總理是一位比富爾幹練許多的外交家，他用自己最喜歡的“讓外國人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東西”策略，來對付法國人。 他表明了北京的反對意見。 周恩來回憶道，在韓戰爆發前，倫敦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讓蔣介石的代表進入英國。 然而，英國繼續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甚至在淡水保留了一個領事館。 周恩來說，這造成一種'半建交狀況'” 周恩來預言般地提出警告，“如果法國采取相同的作法，對雙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富爾並沒有把周恩來的話聽進去。 富爾認為，法國在台灣保留領事館，北京方面不會有任何異議。 可是，當他事後查看筆記時發現，如果法國承認“中國政府—即北京—而在福爾摩沙(台灣)保留一個負責領事業務的精簡機構”，周恩來只會接受一個在台灣“聽命於”駐北京法國大使的法國領事。 這種安排太尷尬了!
盡管如此，1963年12月16日，戴高樂親自向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保證，法國在不久的將來無意承認共產中國。 (“不久的將來”顯然是法語“一個月”的意思。 )
根據美國檔案記載，1964年1月15日至17日之間，法國駐華盛頓大使向包括國務卿魯斯克在內的多位國務院高層官員透露，盡管法國將承認共產中國，但法國不會接受北京提出的任何條件。” 一月十五日，法國大使告訴魯斯克的副手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法國不會斷絕與台灣的關系”，“除非台灣選擇斷交，否則法國與台灣的關系將維持不變”。 法國大使強調巴黎並未'屈從於北京的任何要求'。 哈裡曼則警告法國大使，必須為此承擔後果。 美國對共產中國十年前在朝鮮半島的三年血腥暴行，依舊懷恨在心。
法中建交前夕 美吁蔣介石冷靜
美國人暗地裡也策劃了自己的反制外交。 一月十五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與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會談。 會談紀錄如下：
“我們能夠挫敗戴高樂的唯一機會，就是讓蔣介石暫時按兵不動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他不宣布與法國斷交... 就可以把問題丟回北京，因為(中國)一直堅持一種立場，就是他們不能承認任何承認福爾摩沙的國家。 法國希望蔣介石會馬上與法國斷交，這的確可能是他會采取的行動。 我們要勸告他先保持冷靜一周。”
毫無疑問，約翰遜總統批准了這項計劃，而且開懷大笑。 隔天，約翰遜簽署一封致蔣總統的私人信件，蔣介石從中發現，“表現出接受『兩個中國』局面”幾天的作法，只是為了給戴高樂一個教訓。 正如約翰遜總統信中所言，蔣介石的“耐心將給毛澤東帶來最大程度的難堪”。 約翰遜認為，如果戴高樂本人也感到難堪，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法承認共產中國台北未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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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在1963年至64年的歐洲，法國正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 她已經被逐出她在亞洲的領地。 就在美國和蘇聯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之際，法國進行第一次核武器試驗。 法國加入共產中國的行列，拒絕加入該條約，試圖從北京的懷抱中尋求慰藉。 法國認為自己被美國邊緣化。 法國(事實上是她的總統戴高樂將軍)把向中國靠攏，視為提升其全球影響力的杠杆。 由於在韓戰結束十年後，美國仍將中國視為死對頭，讓北京對戴高樂更具吸引力。
1963年底 戴高樂特使赴中見周恩來
一九六三年十月，戴高樂派遣私人特使富爾(Edgar Faure)前往中國，就法中關系正常化事宜，探詢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態度。 富爾告訴周恩來，“就法國而言，與台灣斷絕一切關系有所困難，因為台灣島上有一個事實存在的政府。” 富爾還說，“戴高樂將軍銘記於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和蔣介石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他不希望突然斷絕與台灣的關系。” 由於戴高樂看似猶豫不決，富爾建議法中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第一步，可以從成立官方貿易辦事處開始。 “如果我們馬上就采取行動，台灣可能會率先與法國斷絕關系，這是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式。” 不過，富爾問道，或許法國“可以在台灣保留一個人駐守”，做為“降低地位的象征”?
周總理是一位比富爾幹練許多的外交家，他用自己最喜歡的“讓外國人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東西”策略，來對付法國人。 他表明了北京的反對意見。 周恩來回憶道，在韓戰爆發前，倫敦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讓蔣介石的代表進入英國。 然而，英國繼續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甚至在淡水保留了一個領事館。 周恩來說，這造成一種'半建交狀況'” 周恩來預言般地提出警告，“如果法國采取相同的作法，對雙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富爾並沒有把周恩來的話聽進去。 富爾認為，法國在台灣保留領事館，北京方面不會有任何異議。 可是，當他事後查看筆記時發現，如果法國承認“中國政府—即北京—而在福爾摩沙(台灣)保留一個負責領事業務的精簡機構”，周恩來只會接受一個在台灣“聽命於”駐北京法國大使的法國領事。 這種安排太尷尬了!
盡管如此，1963年12月16日，戴高樂親自向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保證，法國在不久的將來無意承認共產中國。 (“不久的將來”顯然是法語“一個月”的意思。 )
根據美國檔案記載，1964年1月15日至17日之間，法國駐華盛頓大使向包括國務卿魯斯克在內的多位國務院高層官員透露，盡管法國將承認共產中國，但法國不會接受北京提出的任何條件。” 一月十五日，法國大使告訴魯斯克的副手哈裡曼(Averell Harriman)：“法國不會斷絕與台灣的關系”，“除非台灣選擇斷交，否則法國與台灣的關系將維持不變”。 法國大使強調巴黎並未'屈從於北京的任何要求'。 哈裡曼則警告法國大使，必須為此承擔後果。 美國對共產中國十年前在朝鮮半島的三年血腥暴行，依舊懷恨在心。
法中建交前夕 美吁蔣介石冷靜
美國人暗地裡也策劃了自己的反制外交。 一月十五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與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會談。 會談紀錄如下：
“我們能夠挫敗戴高樂的唯一機會，就是讓蔣介石暫時按兵不動大概一個星期左右。 如果他不宣布與法國斷交... 就可以把問題丟回北京，因為(中國)一直堅持一種立場，就是他們不能承認任何承認福爾摩沙的國家。 法國希望蔣介石會馬上與法國斷交，這的確可能是他會采取的行動。 我們要勸告他先保持冷靜一周。”
毫無疑問，約翰遜總統批准了這項計劃，而且開懷大笑。 隔天，約翰遜簽署一封致蔣總統的私人信件，蔣介石從中發現，“表現出接受『兩個中國』局面”幾天的作法，只是為了給戴高樂一個教訓。 正如約翰遜總統信中所言，蔣介石的“耐心將給毛澤東帶來最大程度的難堪”。 約翰遜認為，如果戴高樂本人也感到難堪，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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